在数字化浪潮中实现中华文化传承创新，让数字化成为中华文化复兴进程中新的精神软件，我认为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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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握科技发展与审美需求相互促进融合的趋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科学技术在多个领域的重大突破都处于临门一脚的关键时期，而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各类技术已经全面刷新了我们的生产生活。与科技创新潮流迎面相遇的是整个社会对艺术、审美需求的高涨，人民群众享受美、创造美的愿望和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历史上，科技与艺术一直是相互生发，相互推拥。一些新的技术出现后，总能很快应用于文化艺术，在这里得到涵养，又反哺更广泛的领域；而有些新技术就产生于文化艺术的摇篮。科技与艺术密不可分的规律，在今天表现得更加充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随着全社会对审美生活的关注和投入逐步深化，艺术和技术联袂表演，好戏还在后面。

数字化技术与审美表现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在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文化艺术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比如一方面，5G加8K高清视屏技术日趋完善，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8K超高清云转播、视听内容云生产、5G广播应用、视听云服务、云游戏、云直播、视频监控、分布式智慧监管、全息投影、超高清内容展示等十大创新场景，为综合作用于人的听觉、视觉、触角乃至于嗅觉等种种感官感受提供了技术支撑，其跨越时空、让人如临其境的技术能力，能做到过去似乎是只有神灵才能做得到的事。

另一方面，人们似乎重回“故事时代”，IP成为种种项目策划中不可缺席的主角和灵魂，文化、旅游、商贸以及众多的生产和消费环节，追求可看、可听、可走、可体验、可回味的方式和效果，打通消费与生产环节，互动成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赏心乐事。艺术与技术相互召唤、相互实现，彼此成就、协同发展。

与此同时，艺术又有自发展的规律，技术也有自生长的规律，它们在自身发展成长的过程中，又会向对方提出新的配合、参与的要求，艺术与技术，互为供需方，完成一次次艺术的提升和技术的提升，艺术与技术共同创造着美的历程，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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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顺应文化传播、传承的民族心理。数字化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发挥重大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重要的是，如何遵循我们民族文化传承创造的心理和习惯，朝着复兴中华文化的目标，因势利导，完成这样的一个时代大任。

数字化是人类记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而历史上，结绳记事、甲骨卜辞、活字印刷、造纸术，每一次围绕符号技术的创新，都成为撬动中华文化发展创新乃至于重构的杠杆。中国古人很早就预知到这一点，所以才有仓颉造字天地哭、鬼神泣的传说。

《周易·系辞下》记载的包牺画卦的传说更体现了我们的前人对于文化传承创造规律的基本认识。《易经》与数字化在二进制的同构，已为学者所关注。

其实，这个中华文化的创世传说，还可以看作是对于文化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隐喻，由此了解我们民族在表达、接受方面特有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对于今天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转型，有着启示意义。

一是工具性。文字也好，数字化也好，都是突破时空限制开展交流的工具，包牺，这位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正是借助自己创造的文字，上通神明之德，下类万物之情，其表现力深可洞幽烛微，广可包举宇内，其传播力无远弗届。今天的数字化，在交流上，其快捷、便利远远超越了书写的文字，而且，它还可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智能化等技术，通过以数字化为主导的“新基建”等基础性工程，发挥出传统文字远不可能有的作用。除了被当作工具，今天人们还把数字化看作渠道、设施，实际上都是工具这一基本功能的延伸。

二是人文性。按照包牺造字的传说，造字的是人而不是神，也不是得到神的指示，人是文化主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自身为第一尺度，从而通神明，类万物。今天的数字化，为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文化成果、参与文化创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主体，“以人为本”是数字化不断开发新功能、拓展新领域的主要动力，下一步，还将沿着这样的人民路线，让数字化技术更好地贴近人、服务人。

三是审美性。包牺造字，“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这使得我们文字乃至于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象天法地的自然品格、情景融合的意境况味和物我一体的精神气质，具有重观察、重感悟、重体验的审美趣味，今天的数字化，为激活、放大这样的审美效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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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探索数字化时代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路径。

一是加强统筹，形成政府与社会合力。要制定规划，形成顶层设计；完善标准，促进各方面成果集聚、兼容，避免社会资源浪费；加大投入，推动文旅行业的新基建工作。

二是加强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一方面关注数字化技术的新进展，积极应用于文化传承创新领域；另一方面要从文化传承创新的特殊需要出发，组织力量开展攻关。

三是加强创意创新，使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的过程充满活力。在这样一个创意制胜的时代，文化活动更需要用富有想象力的想法点石成金，一招制胜。要通过创意的驱动力，激发、统筹各类资源，形成有利于信息共享、审美交流、情感互动的文化环境。在技术创新的同时，要促进模式创新、业态创新以及其他种种创新，为中华文化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充分的支撑。

中华文化的数字化转型，除了在文化艺术的固有领域深耕细作，还应走出封闭循环，借助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更加自觉主动地把优秀中华文化融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赋能于经济社会发展。

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要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消费品工业、装备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业、旅游业、文化体育业、特色农业的融合，实际上是要使每一件产品都凝结着固有价值和美学价值，这既为传承弘扬优秀文化开辟了新的渠道，又赋予各类相关行业的产品和服务文化内涵和新的价值，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提升了经济发展的水平。

实践证明，再天马行空的想象也离不开脚下的大地，很多出人意表的创意恰恰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启示。我们应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通过文化创意重塑经济领域，创造美学生活，让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含英咀华，全息式、沉浸式地感受到中华优秀文化的影响。

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祥地。从蔡元培首倡美育，到朱光潜提出人生的艺术化，到宗白华提出生活美学，到叶朗呼吁发展文化产业、王一川呼吁开展公共艺术教育，有一条清晰逻辑，就是推动美学与生活生产的密切关联。相信在数字化时代，北京大学一定会弘扬这样的美学传统和实践精神，续写新的篇章。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大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抚州）